人学西方人和他们金钱至上的因果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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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民族基本上自17世纪后期以来一直以市场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而且社会中的官场和情场愈来愈逐渐被市场化。

社会生活愈来愈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中心。一切为追求经济利益服务。官场活动愈来愈受到追求经济利益的人们,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操纵和控制,追逐权力的活动愈来愈只限于少数*治*派的上层人物,而且必须定期受到宪法、全民投票、国会选举的制约和公共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电视)的舆论的批评监督。英语民族的官场职能范围愈来愈被挤上更有限更理性的位置。通常的官场陷阱(①权力愈大愈缺乏制约;②权力私有制;③权力被滥用)在英语民族的社会中获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修补和改善。

这里,自然与官场的市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也相应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和实际上的历史阶段。顺便说说。中国的历史观则相应地是*治(权力)决定论,并事实上一直维持了近两千年以上的*治(权力)决定论历史阶段,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历史阶段上述两种历史观分别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和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来说,均为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但这两种历史观,哪一种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治决定论不是,经济决定论更不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比尔德用经济决定论观点来解释美国历史、解释联邦宪法的发生过程①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历史家看清楚了所论历史阶段的经济决定论的实质。但这种观点却不必是人类普遍的真理。显然用这种决定论观点来解释漫长的中国的专制官僚社会的历史便是不适宜的;解释中国的历史只能用权力(*治)决定论观点,因为只有*治决定论历史观才符合中国历史的真情。

英语民族与中华民族不同。在她们的历史上从来不曾形成过绝对君权的君主制。

在中国,这种绝对君主制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而其思想的代表则是作为儒家支派的法家人物韩非子和李斯,或许更早的奠基者还有商鞅、李俚等人。绝对君主制的主体是郡县制,也即官僚制。法家重法治,重耕战,重赏罚。中国法家的法与西方人的法是两回事。法家的法是绝对的刑法,没有民法,是王者之法,非宪*之法。完全是源自统治统治臣民的意志和需要,根本未考虑到被统治者作为人的需要。

西方的法律不同,具有宗教的渊源,有让一切人都必须遵循的惯例,西方人的法律最早来自宗教的诫律,上帝与上帝之子耶稣的崇高地位超越一切人,所以一切人,包括世俗的国王,均毫无例外地必须遵守。此即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

西方的统治者,不敢像中国的皇帝那样自称天子。这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使西方人,尤其是英语民族避免了绝对君主权力的人类命运(或许,法国人有一点例外,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颇有一点中国味道,但也毕竟远不如中国皇帝那样不可一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基督教是公元6世纪进入英国的。

当时的英国由一个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小王国组成,统治者是各国国王和贵族代表(所谓“贤人会议”)。基督教的皈依正符合处于封建化时期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教权与王权的分立有助于维护封建贵族的有利地位。公元11世纪,诺曼人征服英国,开始了诺曼王朝的统治。威廉一世据全国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为己有,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又对一帮法兰西亲信进行分封,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除此之外,盎格鲁·撒克逊骑士还保留了自己一小块领地。各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成了英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中国的皇帝所占土地决不像英王那样只有全国的六分之一,而是绝对占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没有任何贵族会议有资格参与朝*,约束皇帝。皇帝是天子,皇权神授;中国也没有任何宗教权威可以列居庙堂,即使有,教主也是当今天子。在这点上,西方的历史没有任何一处可以与中国相当。即使在古罗马专制皇帝时代,也依然存在有相当权力基础的元老院。

中国的绝对专制只存在于中国。

或许18世纪法国的君主制比较接近中国的君主官僚专制制,尤其是当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时但实际上这时候的法国国王依然无法与中国君主相当法国的贵族和教会仍旧是相对独立于国王朝廷的封建权力基础,路易十四在一定程度上反倒成了当时资产阶级新贵反对封建贵族权力的支持者,但法国君主权力的接近绝对权力是否可用来解释,法国的官僚主义传统之所以比西欧其他各国更甚以至有人称法国是“西方的中国”的说法呢?尽管如此,世界上真正单一的人类官场化社会大概只存在于中国。同样道理,中国人的典型的官场人格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认识不到这点,就将意识不到,改造中国社会何至于那么难。难就难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传统和官场人格传统,而且尤其是官场人格传统。但我却深信,一旦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下决心从教育入手,改造中华民族的人格传统,还是能够办到的。而且不出一、二代,至多三代人,就会有明显的效果。关键在于现实的官场怎么办?如果现实的官场照旧,一切都是枉然!!因为官场体制实为对青年最有力的教育模式之一中国近代教育成效甚微,尤其从改造中国人的人格方面看更是这样,其间官场体制保持不变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英语民族的言场的市场化为全世界人类作出了重大的表率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官场的市场化是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最基础的一步,也是西方中世纪历史进入近现代的不可缺少的序幕。

英国金雀花王朝(-年)的无地王约翰统治时期(—年),约翰王被迫与贵族和骑士组成的“大会议”于年6月签署的大宪章,是市场(经济)权力与官场权力分庭抗礼的重大开端。

正是因此,大宪章被西方学者为“英国自由的奠基石”。年,英国国会开始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由教、俗贵族组成,下院由骑士、市民代表组成。王权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从年到年,持续了30年的兰开斯特、约克两大贵族家族为争夺*权而进行的所谓“红白玫瑰”战争使大封建贵族两败俱伤,为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金钱的权力逐渐壮大,封建的世袭的专制权力逐渐被压缩。及至年光荣革命的成功,资产阶级最终掌握国家*权,从此揭开了人类最早的以市场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的帷幕。

市场是人类追求经济(主要是物质)利益的场所。

客观上,人类通过市场活动克服人性懒惰的原恶,与自然、社会、他人达成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并由此而获得相对普遍的利益分配,以求得人类社会整体的生存,主观上人们不过为了挣钱而活动(生产、经商…),或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活动。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视贫困与懒惰同义,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

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显然极有道理。前面我已指出,市场活动是克服人类懒惰原恶的重要途经。市场中的个人行为是竞争与合作相结合。市场的内在精神则是自由,自由地择业、敬业、创业,以便维持人类全方位的合作,达到相互依赖,共同生存。市场中人们利己的个人自由活动反而导致人类整体、互利的结果。市场活动愈是自由,便愈是可能呈现出一只无形的手帮助人类把创造的物质利益均匀地分布到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手中,以此达到国家、社会的共同富强的目的。这正是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主要论点。

市场的非理性则是能欺则欺,能骗则骗,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想方设法逃避法网,偷漏税收,坑害社会和他人,用尽计谋引人上钩,榨干别人口袋里的钱财、填饱私囊。市场中人特别追求的“目标”,是增长财富的效益。提高效益,一要勤奋(苦干),二要技巧(科学技术,巧干),三要精明的管理(团体内部相得益彰的合作)狡诈取巧,坑蒙拐骗,虽可让少数人一时得逞,但与社会效益无干,且极其有害。为此,人们在市场中的活动不得不保持旺盛的活力,精神专注,自由择业,拼命敬业、刻苦创业,尽力以最大效益取得最大的收获。

前面还谈到市场的陷阱:

1.金钱变成权力,贫富两极分化;2金钱(物质利益)即一切,人的精神空虚化;3.金钱滥用,不能购买的也变得可以购买,放纵人性原恶,造成人性价值的失落,使社会文明倒退。这三大陷阱在西方社会,特别在英语民族社会的历史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事实上早就已经引起相当多思想家的认真思考。

比较早期有托马斯·莫尔(—年)及其所著《乌托邦》书中有关“羊吃人”的描述反映了大规范“圈地运动”给流离失所的无地农民带来的痛苦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情景。托马斯·莫尔是英国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自此以后的种种社会主义运动,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其实都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给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带来的极其贫困的悲惨命运的抗议运动,是对压迫和剥削进行揭露和反抗的运动,是号召无产阶级革命,用新的无压迫无剥削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

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虽然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但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的“陷阱”的揭露却毫无疑问是准确的。这种运动不仅得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响应,也引起了资产阶级思想界人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