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卓新平著宗教学新论文丛座谈会召开

《宗教学新论》（套装十册），卓新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教授著《宗教学新论》文丛，全套共12卷，多万字，为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文丛既涵盖了卓新平教授以往四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又阐述了其对宗教学的新论点、新思考。《中国基督教》为文丛第11卷，以“中国基督教”为基点展开，融合古今视阈，梳理基督教在华历史、分析中国基督教现实处境、辨析基督教“中国化”发展。4月17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卓新平著“宗教学新论文丛”专家座谈会暨《中国基督教》读书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东部文科实验楼光启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卓新平教授引言，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纪建勋教授主持。来自复旦大学、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天主教光启社、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府、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等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宗教学新论》文丛和《中国基督教》的写作出版、内容涵括、价值意义等方面，深入研讨了中国宗教学研究和基督教发展的中国化道路等许多重大问题。一、引言：卓新平教授谈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立足方向和有为思想

这部《宗教学新论》文丛是卓新平教授40年来的感悟、想法的总结。在谈到文丛的出版缘由时，卓新平教授说：“在年推出此套丛书，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多纪念意义，一是我于年从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毕业，距今正好40年，二是我加入中国共产*40年，三是正值中国共产*建*百年之际。另外，虽然我们处于宗教学的低谷时期，但我不谈空泛的鼓励之语，而是身体力行，希望自己出版的这套丛书对宗教学学术领域起到站台、打气的作用。”

接着，卓新平教授着重点明中国宗教学研究需要把握的三个大方向：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则问题。我们立足中国大地研究宗教学，必须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的氛围相适相接，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道路，此关系到我们宗教学领域的基本定位，丛书中有两卷与此相关。第二，涉猎宗教学所需的方方面面，即术业有专攻。卓新平教授结合自己的学术工作进行阐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了二十个年头的所长，这一岗位与我思考和研究各个领域相关联”。第三，坚守自己专业发展的落脚点和着力点。这对卓新平教授而言便是基督教研究，《宗教学新论》丛书中述论内容最多的当属基督教，共有三卷。卓新平教授切入不同视角分析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宗教学里面的独特地位，从世界范围内看，基督教学术研究力量是最强的，而且目前基督教信仰人数最多，值得花费心血探究；从国内视角来看，基督教作为重要的世界宗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对此，他强调对待这段独特的历史要不断回顾、时时反思以作学术分析和研讨之根底，对今天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定位，以及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存在很大益处。

卓新平教授表示上海的基督教研究有着特殊的历史学术传统，趁此读书会之良机，希望教内教外朋友从宗教体悟和学术理论等各个层面建言献策，进一步加强中国基督教研究，思考、理解和促进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发展方向。

引言最后，卓新平教授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院长李铁映之语——“有为才能有位”——与在座的诸位专家学者共勉，阐发自己的有为思想。在目前情况下，宗教学并非陷入无能为力之境，兴宗教学就在于有勇有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向外界展示、推介中国宗教学的学术成果。接下来他又将投入有关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之中。《宗教学新论》丛书作为积淀、基础性的工作，将实现前期总结和后期开展的有序衔接。

二、担“士”以厚德载物、潜心研学之大任

卓新平教授，土家族人，年生于湖南慈利，年获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胸怀“士”为国之大任，回到祖国从事基督教思想文化、比较宗教学、西方宗教学及哲学等研究，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至今担任了近23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所长，现兼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一）谦和亲善，馨德广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基督教学术》主编之一徐以骅教授谈到与卓新平教授初次相识在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大会上，当时卓教授应邀做主旨发言。徐以骅教授称赞卓老师的人格魅力是中国宗教学研究团队的凝聚力，是中国宗教学研究的“领头羊”、为我国宗教学研究者争取更多更大活动空间的“避雷针”。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王建平教授与卓新平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事多年，提及卓新平教授是宗教所里第一个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来报效祖国的研究生，充分印证了卓新平教授的“士”之责任感。在两人日常交流中，卓新平教授经常讲论为人要“低调”、“接地气”，“洋博士”切莫高人一等，必须向本土学者学习。王建平教授因家庭不得不调往上海时，卓新平教授与其长谈，希望其在上海专心研究，用学养与成果积攒底气，以致厚积薄发。

（二）潜心力行，著述等身

卓新平教授学术成果丰厚，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学术文章多篇，在宗教学领域做到了术业专攻，以宗教学为发散点，研学各个方面。卓新平教授的学术研究自始至终在中国框架中进行建构，在中国社会中观察、思考、解决宗教问题，从不脱离现实因素空谈宗教学理论，实现了思想层面和现实关怀的紧密贯通。

《基督教学术》创刊主编之一、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庆熊教授认为这部文丛充分体现了卓新平教授的广博的知识储备、极强的沟通能力。在《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卓新平教授的论述内容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当代，从传教士到神学家，还深入专门学科之一的圣经学当中，并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张老师印象深刻的是卓新平教授对待各种学术会议的真挚之心，出席每次会议都是尽量做到全程参加。除了在教外学术层面钻研，卓新平教授还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教会内部会议，适时提醒中国教会不仅需要注重教会组织建设，还应当架设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体系，尽最大努力支持、帮助中国教会的发展，为中国教会建设献良言、出实策。

三、立“新论”展现中国宗教学的综合研究

中国宗教学诞生于20世纪初，发展至当代，已成蔚然局面。研究宗教学必须贯彻视野的开阔性、方法的多重性和范围的跨越性。因此，“中国学者发展出体现中国特色的宗教学自然在情理之中”，深入推进中国宗教学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学者之责，也是中国学者的必行之路，将充分彰显了宗教学研究的独特价值。卓新平教授借由“新”论，展开对世界宗教的综合性研究，以打造中国基督教普遍意义的组成部分。

（一）以“新论”谈中国宗教学研究

《宗教学新论》文丛突出了“新论”之意。卓新平教授指出自己所讲“新”之论，“一在视野之新，二在理论之新，三为方法之新，四在反思之新”。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纪建勋教授认为，文丛一之“新”在建*百年华诞时推出，并且在推进中国基督教事业深入发展的时机面世，必定蕴含了其新意。另一“新”是结合最近的新文科工作，所谓新文科不单是新兴学科的辐射和引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传统学科的更新与发展，宗教学是一种人学，一门传统的古老学科，文丛对于宗教学的更新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向平教授以往日和今时的宗教学和基督教研究发展方面来理解卓新平教授所讲的谋心之学。谋心之学首先要有跨国界、跨领域、跨民族、跨学界的担当，中国宗教学所获得的成就，乃在于中国宗教学学者坚韧不拔，老而弥坚的跨越视角。再者，以不变的总体眼光，紧随社会进步发展宗教学，总结以往经验，树立未来理念。卓新平教授在年的访谈中曾提及宗教界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尚未系统化，所以学者们要做到广交朋友、转化疏通，致力于解决各种宗教间、宗教与中国社会和睦共处的问题，前者涉及宗教的功能，后者则是宗教在社会中的现实性，始终将宗教问题放置于中国现实中加以斟酌、思索。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顾梦飞秘书长认为卓新平教授在基督教方面的文章、观点与中国教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是纯理论的研究。卓新平教授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提醒中国教会不可过分自喜，须考虑中国基督教同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之关系。之后，在中国教会提出架构神学思想的问题时，他撰写研究文章分析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梳理出教会神学、学术神学、汉语神学等中国神学思想发展的不同向度，从学术界给予教会神学以支持，破除国际上关于中国教会只讲建制、不谈神学的误传。

（二）积淀四十年展现中国宗教学综合景观

在徐以骅教授看来，卓老师是宗教研究领域全面系统研究的典范、是中国学派的典范，即俗话所谓学贯中西，既精通西方宗教文化，对于中国原著经典也是信手拈来。作为一名宗教学学者，他努力打通神圣和世俗、天边与身边、宏观与微观、文献与田野、历史与现实、学术与对策。他对每个领域均有所涉猎，尤其在中国基督教领域的研究造诣高深。

上海市宗教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晏可佳研究员评价卓新平教授的研究成果建立在长期性、基础性的学术工作之上，四十余年学术历程，不论对其个人来说，还是对中国宗教学自改革开放后从小到大的显学发展历史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宝贵经验财富。透过这种长期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不难发现中国宗教学研究始终流传着涉足领域广泛、知识储存丰硕、理论方法多样和视野博大宽阔的优良传统。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吴广成副教授认为，读懂和读通卓老师的著作十分艰难，这套体量巨大的《宗教学新论》文丛便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国基督教》一书便是中国基督教的通史，具有整体视野和全局观念，从总体历史出发，着眼*治、社会、文化层面的全观和深度，以中国神学建设大局为切入点，分析吴雷川、赵紫宸等神学家的思想理论，具体论述基督教“中国化”这个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宏超副教授综合以往对卓新平教授著述和今日《宗教学新论》文丛的阅读，认为这部文丛可谓宗教学领域的百科全书。首先是论题设计非常广博、视野非常宏阔，从宗教理论到宗教*策，从世界宗教到中国宗教。同时，他做了很多前沿和精深的研究，范围广大，则需要处理和探索的问题就多。卓新平教授论断清晰透彻，判断高明，概括力强。另外，判断中又潜藏着平和包容的精神，正即陆九渊所谓“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这种行中和之道的论述风格，十分符合以中国文化谈学术宗教文化的态度。

卓新平教授虽然以基督教研究为主，但贯彻多元平等的宗教观，主张各个宗教之间进行积极对话、借鉴有益成分，促进多种宗教共同繁荣。另外，在主张突显中国特色和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同时，不忘强调中国的话语需要走向世界。只有如此，才可谓全方位、综合性的中国宗教学。

（三）秉承会通思想贯彻论述始终

文丛的第12辑名为《反思与会通》。“会通”一词出自《易·系辞上》，意为融会贯通，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重要性与日俱增，主要内涵为有效对话、积极沟通、有机融合。在宗教学领域，则主要发生在世界各个宗教间、中国教内教外、处理古今中外的宗教问题、基督教与中国……可谓无处不在。

张庆熊教授思考了以下几个问题，即基督教如何与其他宗教相沟通？信教人士和不信教者如何交流？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定不会跳脱会通之列，但关键是理论依据建构，寻求可以通约性的内容。基督教、佛教等不同宗教之间，有神论、无神论等相异观念之间，存在着可以共同交流的点。比如“爱”，有孔汉思提倡的全球伦理，于耶稣、孔夫子、康德……之间找到了共通性的伦理原则。而在中国，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存在可以相互协调的一面，不管是代表宗教，代表教外学界人士，还是国家宗教管理部门，都是位于处理宗教在中国发展这一层面上。这种沟通的理论依据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和孟子的良知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进行各种交往时，人可根据自然法和良知的本能思想做出判断，在这样的一种交往中建立一个共有的规范。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宗教交往从整个思想史的传统来讲，可以同宗教相关的自然法联系。类似思想也存在于中国，如孔子对良知的阐述，即人心和天心相通、以民为本。通过观察天地、观察人世万物总结出的内容，可以赋予我们一种特别眼光，因此不同界域便可到达共同沟通的地方。最后，我们将目光转移到“中国话语体系”，探求具有全球高度的公约性思想进行对话。本着良知、自然理性、交往理性、中国五千年来的包容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在寻找共通性之路上便能行得通畅。也只有讲普世包容的话语，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才会传播广泛、声音响彻、打动人心。

晏可佳教授对中国宗教学的“会通精神”也有自己的看法。第一个会通是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卓新平教授带动了一批学者共同努力融通学科和智库建设。如《中国基督教》一书充分体现了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的会通，卓新平老师使用“基督教”——区别于八十年代初用作学术铺垫的宗教定义这一概念，但涵盖并系统研究了宗教的各个教派，此做法是不可忽视的范式会通。中国各个教会间的会通在文丛中得到充分论说。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统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会通。在此，有神和无神、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的对话和交流的意义不言自明，无论如何，一个共通之处便是身在相同处境里，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需要携手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伍小劼副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协调和解决人类集体的关系和命运，因而更倾向于用世界命运共同体命题来观察和解决人类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命运，包括外部环境这一内容。共同体一词，在《太平经》中有建立“天地人合德之乡”这个概念，人以及整个人群的生存发展如果回到原点，可能就有更多共同的利益可供考虑，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原点可能存在着最基本的内涵、共同的价值观、共识的行事准则。《太平经》提出“天地人本同忧同事，故能迭相生成也”，对应到当今话语中，值得思索的一个方面在于深层次里是否蕴含着一套中国宗教学自己的话语体系。

上海宗教学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系主任李天纲教授表示会通是对话的一种方法。各种宗教间的对话应讲究一种多元宗教的方法，中国宗教学所作研究就是延续宗教平等、多宗教、跨宗教的学术理念，而其中多样课题的设置推动中国宗教学未来沿着对话方向走下去。而且，会通存在明确的原则。当今全球带来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很多领域出现否认绝对价值的声音。卓新平教授的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探求中国道理之上的综合因素和普世价值，绝非永无定论的相对主义。中国宗教学要在对话过程中寻找人类的一致性，根除周而复始的中心主义，“地方化”、“本土化”等口号不是“自我中心化”的前提。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主任李腾副教授通过“反思与会通”联想到徐光启墓前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之挚言，而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经路程。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两个强势文明，两者相遇会形成两败俱伤还是强强联合的局面，这是一个共同问题。而对双方如何沟通和对话，可以起到帮助和推进作用的做法便是配合自身所具备的语言工具阅读前人前辈们的著述论说，以及其他语言写成的材料。

四、融通古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发展

年3月学界正式提出“基督教中国化”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各界均给予其以热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