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报回顾高考恢复40年唤醒了对知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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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年高考的考生兴奋地走出考场。本文图片均为中国教育报资料图

今年，是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

每年的高考季，作家韩少功就会情不自禁想起年参加高考的情景。

原本对上大学不抱任何希望的韩少功，年12月参加了高考，并被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录取，从此命运得以改变。

回访众多和韩少功一样参加年高考的“过来人”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恢复高考制度充满了感激。

40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重开了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信仰，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92岁的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至今还珍藏着一份40年前的历史资料——年8月7日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简报》虽只有字，但它改变了中国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年8月6日，正当徐杨和往常一样，在下乡插队的山西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学大寨，挑土填沟、担粪、种地时，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已进行到了第三天。邓小平还在认真听取吴文俊、周培源、苏步青、邹承鲁、王大珩等33位 科学家、教授以及科教部门负责人对于恢复高考的意见和建议。

起初，由于社会刚刚经历“文革”，代表们对于发言都格外谨慎。但大家发现，在5天的会议中，邓小平全程参加，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很少插话。这让代表们感觉“小平同志很想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参会代表，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和许多大学老师一样，对大学招生现状甚为不满，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 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多万高中毕业生和知青、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埋没人才、助长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卡了工农兵子弟和影响中小学师生积极性等四大弊端。

在座的专家们对此表示赞同，一致建议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并强烈呼吁立即恢复高考制度。

然而，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6月已经在太原召开，并且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也上报给了中央。各地正按会议精神，准备招生工作。

得知太原招生会议已经召开的消息，邓小平当即要求教育部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

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高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专业人才”，否定了“三来三去”中关于高校培养目标是农民、工人的提法，明确了高校可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时，考虑到当时还有大批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意见》将考生的年龄放宽至30岁，婚姻状况不限。

当年冬天，全国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年夏季考生，人数达到万人。这意味着中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制度至此全面恢复，重新疏通了中国社会的人才向上流动通道。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恢复高考制度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标志着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

参加了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的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说：“年恢复高考制度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刻在提醒我们要‘珍惜考试’！因为，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有考试时期国家教育发展处于稳定时期，取消考试后，整个教育体系就会陷入混乱。”

年的高考报名现场。

40年来的高考制度，为国家公平选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徐杨清楚地记得，当年从复习备考到正式考试的40天里，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其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景象。

杨学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启动实施的，所以它既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动力和智力资源。

如果说，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过去40年的高考改革，就是对国家发展需求的积极响应。

从年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考生可申请复查试卷，到以控制考试误差为目的的标准化考试和年启动实施的定向委培、自费生计划的“双轨制”，再到自主招生和分省命题；考试科目从大文、大理到“3+2”，再到年推行“3+X”，再到年上海和浙江试行的“3+3”……40年来，高考改革始终沿着科学选才的轨道，不断地积极求解考试模式的多样化创新，考试内容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以满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老百姓的现实需求。

从年针对招生“双轨制”造成的两条录取分数线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弊端而实行招生并轨，到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再到全部取消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63%，再到年开始实行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以及年28个省份着手解决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就地参加高考问题；从年我国启动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增加贫困地区学生进入本科一批招生学校的就读机会，到年国家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便利条件和平等机会，再到年11月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第九条将组织作弊入刑定罪……40年来，以公平为基本导向，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招生*策、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等“十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地方、学校等多级招生信息公开制度。

北京理工大学级学生范俊彪，来自人口大省河南。高考时，范俊彪因发挥失常最终考了分，而当年北京理工大学在河南的录取分数线是分。“如果不是有国家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我可能会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范俊彪感慨不已。

受益于此的，不只是范俊彪。自年我国启动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来，累计招生27.4万人，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更多的农村孩子有了上重点大学的机会。

实际上，这只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一个小小缩影。40年前的年高考录取率仅约为4.8%，年跃升至80%左右。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年的30%提升到年的42.7%，上大学已成为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标配。

刘海峰对此认为，恢复高考40年来，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学生；经过培养，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恢复高考制度既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又维护了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

年的高考考场。

40年来的高考制度，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

恢复高考之于徐杨家，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他们始终笃信“知识改变命运”！

年12月，徐杨兄妹三人一同走进高考考场。结果，三人榜上有名：徐杨被山东大学录取，他的二姐被山西大学录取；徐杨的妹妹被武汉大学录取。今天，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蓝月亮”洗手液，就是徐杨妹妹的发明。而徐杨，现在已经是山西省地震工程勘察研究院的研究员了。

表面上看，高考作为一种教育考试制度，不仅仅改变了一代人、一个家庭、无数个体的命运，其人才选拔功能同样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杨学为认为，40年来的高考改革在保持高考这条人才向上流动通道畅通的同时，它既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储备和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人才支柱的作用。

有数据显示，恢复高考制度40年来，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我国的劳动力（16—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40年前的5.7年提高到年的10.35年，为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扎实基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万人，继续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 大国的地位。

“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替。”想起那些如烟往事，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说，“年恢复高考意味着制度理性的回归，同时也是国家日后一系列重大变革和历史转向的开端。”

40年前播下的种子，为“中国奇迹”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今天，不论“神舟”系列飞船、探月工程、高铁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还是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以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人们都能看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处处活跃着大批技术精湛的科技才俊。而他们中的许多领*人物，正是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

40年前的恢复高考制度，为国家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支撑着中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今天，纵然世界经济疲软、复苏乏力，进入深度调整期，但中国恢复高考40年来所积累的巨大人力资源红利，正在持续上升，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从年起，随着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4.5%下降至年的73.4%。与此同时，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3.72%提高至16.35%；职业教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各类培训达到上亿人次；在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快速发展行业中，新增技术技能人才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只是人才助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序曲。如果世界吉尼斯纪录可以设立一个上千万人同时考试的项目，中国完全有能力年复一年地刷新自己创下的纪录。

而不断刷新的数字，照见的是一个东方大国久久为功、走向民族复兴的宽阔背影。今天的教育改革，再次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切入，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中央对教育改革的深谋远虑。

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新生入学。

新高考改革，成为牵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盘点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40年，高考变化的，不只是考试人数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高考在沿着确保公平和科学选才的轨道，在不断进行各种“制度实验”，并力图使之成为牵引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事实上，从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再到年底教育部出台规定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 标准，民众从中已经明显感受到：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拉长的“问题清单”，国家一直在努力改变“一卷考全国、一考定终身”的沉疴顽疾。

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按照改革目标，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年全面推进，到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3个月后的12月16日至17日，教育部等部门连续两天密集出台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以及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等4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配套文件。

这既是自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在教育领域系统性和综合性最强的一次改革，也是面向中国未来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它不仅回答了现行考试招生制度为什么改、改什么和怎么改等根本问题，而且 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 目标，就是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教育从应试倾向重新拉回正常轨道。

新一轮高考改革可望成为撬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点。按照新方案规定，在建立健全考试制度方面，国家将依据普通本科和职业院校的不同特征，分别实行统一高考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制度；在评价制度上，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实行综合评价，考生的考试成绩由高考与学业水平考试两部分构成，后者可选择学生擅长的三门科目成绩计入总分；在招生录取方式上，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使高校可根据各专业实际确定选考科目，考生则根据各自兴趣爱好选择考试科目，实现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认为，40年来，高考制度从考试内容、考试形式、技术手段、管理规范和录取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刻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完善。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新一轮高考改革规划了蓝图，指引了新方向，“我们要从高考改革40年走过的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扎实推进新时期的高考改革”。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新高考”改革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尊重学生选择权和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

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新一轮高考改革也必将牵引连接高考“上”“下”两端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认为，在新方案中，志愿填报时专业优先，同一专业生源的竞争将成为高校面临的挑战。今后，一些学校的专业如果没有突出优势，将逐步被淘汰，这有利于高校的学科均衡发展。

先行先试的浙江和上海新高考，已尘埃落定，它们既成了中国高考改革新的风向标，也粗线条勾勒出了未来中国高考改革的基本轮廓。刘海峰教授说：“随着诚信体系的逐步建立，未来的高考将不完全依靠考试分数录取，而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一份份时代的答卷，正无声地为这个时代的改革创新添加注脚。从年秋季学期开始，山东、北京、天津和海南等地将加入新高考改革试点的行列。（来源：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