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四育并举教育宗旨的确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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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国初期，“四育并举”教育宗旨的确立，推动了课程体系的萎缩——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当时，中国同盟会创办的革命报刊《民呼日报》、《民立报》等也刊发了大量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晚清的教育是奴隶的教育，不是国民的教育。国民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独立营生的国民，奴隶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供统治者驱使的奴隶，中华民族从五千多年的雄伟民族堕落为人心涣散、腐败成风的社会都是因为奴隶的教育。

奴隶教育的根源正是因为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忠君、尊上、三纲五伦，拥护君权。科举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奴隶教育，诱使士子醉心于利禄之途。

学部的教育宗旨集中在尊王尚孔，与西方尊重人权、信仰自由的宗旨相悖，仍然是精神上的奴隶教育。只有通过科学教育，讲求身心性命之学才能彻底改变国民，达到人才辈出的效果。

通过革命报刊的宣扬，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的一些理念已经成为其批判晚清封建教育的理论武器，对于民国新的教育宗旨的颁布起到了鼓与呼的先锋作用。

在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讨论中，陆费逵、汪涛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陆费逵认为民国初建，最着急的有四个方面：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权限。他认为教育方针采用何种，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决定的，但是养成共和国民，是根本目的。

教育方针的确立

教育总长择定方针以后，要马上颁行，教员根据该宗旨进行训练，教科书根据该方针制定编辑原则。

具体的建议有每年二学期，阳历三月开学到暑假为第一学期，暑假以后到来年二月为第二学期；改革课程表，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中学不分文、实；男女同校，女生可额外添加女红家事课程等。这些建议在以后的教育改革中都得到了落实。

针对蔡元培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陆费逵认为：“教育不能超轶于*治，而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贫，国家没有财力，所以外敌侵辱，应该实行实利主义教育，不但治贫，而且能够提高国民素质，如果没有实利主义，那么*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都无所附丽”。

《中华教育界》的主编汪涛发表《论民国当确定教育宗旨》一文，阐述了其对教育宗旨的看法。他认为清末教育改革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宗旨的不确定。

晚清学部的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奴隶。民国建立以后，*体变化要求教育宗旨也要有所转变，为此他提出了人道主义、*治主义、经济主义和*国民主义四种主义作为教育宗旨。他认为：“国人自尊排外的观念比较强，需要提倡人道主义靖内而交外；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国人不知道共和之道，法治之理，需要采取*治主义。

教育宗旨的确立

20世纪世界已经进入经济竞争时代，德国美国实业教育发达，所以经济发达，教育宗旨因此要采取经济主义。*事进步导致教育要发展*事主要以卫己，与人道主义爱人相呼应，首先不会招致外辱，然后才能保卫国家和世界和平”。

汪涛还认为教育宗旨作为养成一国国民的大*方针必须与国体和*体相匹配，民国*府是民主共和*体，必须培养具有民主共和精神的国民。

这些学者对于教育宗旨的论述与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相呼应，共同影响了民初教育宗旨的厘定。民间和学者们对教育宗旨的讨论通过报刊的传播逐渐扩大了影响，与官方的教育宗旨产生了互动。

民国*府最终在比较、权衡之下，将教育宗旨确立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这一教育宗旨体现了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追求，以道德教育为核心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国民，以*国民教育代替体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引导智育，以美感教育完善美育的初衷。官方的教育宗旨既吸收了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宗旨的精华，又将其争议较大的世界观教育进行了隔离，最终实现了各方意见的调和。

“五育并举”教育宗旨

民国临时*府建立以后，任命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在当时的江苏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的帮助下，于碑亭巷内务司设立教育部办公处。据蒋维乔回忆：“中华民国的全部学制草案，于此时大略完成”。

当时教育部招收的留学生来自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将各个国家的学制译出进行比较，最终决定采纳以日本学制为基础进行改造。

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认为此次教育会议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他提出：“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

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他批判清*府承袭科举余习，奖励出身，诱使学生产生服从心和保守心，易于*府驾驭。

民国教育要使受教育者养成承担责任的能力，不得不遵循*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五种主义。这五种主义皆以道德为根本，这些主义能够改变国民性格中私斗、自大等弱点。蔡元培还认为：“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

在蔡元培的倡议下，会议重点讨论了教育宗旨。在教育部提请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及武勇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及美育养成高尚之风，已完成国民之道德”的原提案基础上，有议员提出将国家主义作为教育方针，也有议员认为要明定教育方针，确定教育方针以固国本。

在这些倡议之下，经过历时一个月的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将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定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年9月2日，该教育宗旨以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二号部令的形式公布。

这一宗旨以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为核心，结合当时诸多教育家的想法形成，例如王国维提出的“美育”，陆费逵坚持的“实利主义教育”，晚清尚武宗旨下的*国民教育，同时保存了我国传统教育重视道德教育的优点。

而对于世界观教育替代宗教这一问题，会上产生了很多争议，不少议员认为其悬之太高、不易理解，最终未列入教育宗旨。

从经学教育的角度来说，这次临时教育会议的两项提案表明了当时对于“尊孔”的看法。蔡元培对孔子非常崇敬，美国教育家杜威访华之时，蔡在欢迎晚会上将其比作西方的孔子，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学在新的学制系统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

民国*体的变化使得“尊孔”的基础不存，有议员提出“学校不拜孔子案”，议员们再三讨论以后，决定“若将此案明白宣布，恐起社会上无谓之风潮，只须于学校管理规程内删除此节，则旧日仪式自可消灭于无形。”

关于学校纪念日的仪式规则案中，民国纪念日、地方纪念日、本校纪念日和孔子诞日都有祝贺仪式，在决议过程中，同意除元旦和民国纪念日行祝贺仪式以外，其余都删除；也有少数议员认为这样是对孔子的不尊敬，虽然孔子诞日不宜行祝贺仪式，但是应该开纪念会。

争议依然很大，几番讨论以后，规定除民国纪念日仪式统一以外，其余由各校自行确定，孔子诞日放在其余节日的括弧之内。

民国建立以后，对于尊孔，社会心态已经产生了变化，在很多*策文件上，学校仪轨上尊孔的痕迹正在去除。民众对于尊孔的意识也产生了抵触，例如清末状元王寿彭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时，曾带领学生祭孔，引起轩然大波，此时祭孔的社会氛围产生了变化。

干春松在《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一文中认为“礼仪规范的建设可以说是儒家制度化的关键部分”，民国建立后礼仪制度进行了大大的简化，鞠躬礼代替了叩拜礼，礼仪制度的变化代表着等级和秩序观念的剥离。

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传统的束脩礼、祭孔仪式、孔诞纪念等礼仪制度的弱化，带来了经学在学生学习范围内的进一步退出。

结语

总的来说，在“尊孔”痕迹被去除以后，中小学亦废止读经，使得塾师等传统教育机构陷入了比较尴尬的境地，从而推动了儒家经典在课程体系中的全面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