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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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其中包括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闻采访团体。

年6月，八路*总部在王家坪桃园设宴招待中外记者团。

在此之前的年至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封锁，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友人往来。在国民*的宣传中，共产*“袭击国*”“破坏抗战”，这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更加好奇：封锁线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破重重障碍的西北之行，打破了国民*反动派的新闻封锁，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外国记者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采访报道。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和笔下，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隐蔽而壮阔的敌后抗战逐渐揭开面纱，一个孕育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未来中国雏形，首次全面地展现在外国公众面前。

几番周折成行的记者团

“这是一桩稀奇的事情。中国正在作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50万*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这种封锁随时有爆发为浴血内战的危险。”

——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年年底，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Forman)是第一个向国民*当局正式申请、赴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

福尔曼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卢沟桥事变前夕，他曾抵达陕北，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彼时，福尔曼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赞赏，没想到，几年后他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形。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年，作为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再次来到中国。他惊讶地看到，“中国正在作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50万*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

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国民*高官一面告诉福尔曼和他的同行，共产*“强占国土”“袭击国*”“破坏抗战”，一面却不允许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前往共产*区域。这反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对共产*更大的兴趣。“究竟封锁线的后面发生了什么？这些共产*果真像*府当局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们是不是背叛了中央*？他们可曾拒绝打日本？……”一连串的疑问，促使福尔曼和他的同行们，一次次向国民*当局提出了赴延安采访的申请。

年11月初，福尔曼最早提出申请，蒋介石批复:“应从缓议。”年2月，冈瑟·斯坦因（GuntherStein）、爱金生(B.Atkinson)、白修德(TheodoreH.White)等10位驻重庆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给蒋介石，要求去延安采访。遗憾的是，国民*当局又以“国共两*的冲突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与外国人无关”为由，予以拒绝。

希望前往延安的不只是外国记者。几乎与10位外国记者写联名信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地区”，请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

美国人早在年就有了这个大胆的设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日*兵力，因此，一直大力援助蒋介石的国民*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和他的*队并不满意，美国人注意到了中国的另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抗日武装。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共产*的*事实力及其作战情况等信息，年始，美国外交官、*官开始向国民*府施加压力，要求派遣*事观察团赴延安。

在美国*府施加的压力和各国记者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再也没有推脱的理由。年2月23日，国民*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在新闻会上宣布，蒋介石“已准外记者赴延安参观”。

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但蒋介石还是担心记者们被共产*“赤化”。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将采访团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层层筛选中国记者及随行人员，要求既要“深知外记者心理而能运用”，又要“深悉共*‘阴谋’而揭破”，以便“不使外记者受共*宣传之诱惑”，“尽量揭露共*措施之弱点”。没有符合条件的记者，国民*不惜安排特务冒充。据当时负责接待参观团的延安交际处处长杨尚昆回忆：“《中央日报》的记者是CC分子张文伯，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中，有一名临时记者叫杨嘉勇，是个冒充的记者，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经过西安时，他们又派进来一名冒充工作人员的特务科长。”

在采访时间和日程安排上，蒋介石特意指示：“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至少）三个月。”蒋介石为何如此大方？外国记者们很快体会到了其中的用心，“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另一方面，“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

果然，最后能够成行的外国记者仅有6人，包括福尔曼、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其中夏南汉神父还是国民*府精心挑选的具有反共倾向的记者。

即便如此，蒋介石还不放心，指定了国民*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担任领队，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副领队，要求中外记者必须统一行动，记者们的每一篇报道都必须经过新闻检查。为了“先入为主”，还规定采访路线必须先访问西安和阎锡山控制的晋西，然后才可进入陕北。

如此几番周折，5月17日，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乘坐一架DC3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了宝鸡，再换乘火车，抵达了采访的第一站——西安。

识破西安训练营的“表演”

“在这个城市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无耻的盯梢。”

——爱泼斯坦年5月20日《发自西安的信》

蒋介石费尽心机安排的西安之行，一开始就失算了。

到达西安没多久，福尔曼就收到了一封关于揭露国民*府“苦心”的书信。据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载，信中写道：“蒋委员长拨了万元作为你们访问的‘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3/5用于秘密特务——‘特别布置费’，即封锁、欺瞒、监视和‘向导’……许多秘密警察都准备冒充译员、招待员、仆役和听差。”

这封信甚至详尽地列出了国民*府防范记者团的要点，比如，“限制并阻止你作‘自由访问’，用规定的程序占据你整天的时间”，“你们的住宅由秘密警员及便衣人士守看”，“凡指定与记者团谈话的官员必须根据‘谈话大纲’，并必须在用语措辞方面历数共产*的过失”，等等。

大概是为了保护写信者，福尔曼没有列出写信者的姓名，但这封信无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决定尽可能地加以证实。在西安停留了4天，记者们很快发现，信中所说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按照安排，记者们在西安先后拜访了胡宗南*部、省主席府邸、西安国民**部和临时人民参议会。但是，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延安”或“共产*”的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避而不谈，实在避之不能，就顾左右而言他，列举共产*的罪状。在*部，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子凯（音译）代表胡发言，他言之凿凿地声称，“共产*领导的八路*从战争开始以来从没同日本人打过仗。”爱泼斯坦追问：为什么东京同盟社一再报道日本和共*作战的战况？罗子凯避而不答，而是厉声反问：“假如你们相信同盟社，为什么美国还和日本人打仗呢？”在省主席府邸，祝绍周主席大肆谴责共产*“贩卖鸦片”，他说“边区1/3的最好土地都种植罂粟了”。这个谎言太过拙劣，以至于福尔曼只写了一句话加以反驳：“我在共产区游历了五个月，找不到一点点任何形式的鸦片的痕迹。”

斯坦因曾担任驻远东记者长达12年，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一直抱有同情的态度。他对西安一行的待遇很不满意，西安的官员仿佛迎送国宾一样，“到处以精心安排的音乐队、游行队伍和民众示威来欢迎”，每天两顿奢侈酒席、特别演出、游览当地名胜，记者们听到数不清的“空洞而庄严”的演讲，但“几乎没有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

不仅如此，福尔曼还发觉，“西安官吏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后来我们知道连人力车夫也是特派到迎宾馆的，他们总坚持着要求我们雇用。当我们拒绝坐车时，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踪你到哪里。我们婉言抗议了，人力车夫立即不见，继之以便衣的人们，在迎宾馆的门外闲荡，如果我们在街上雇了一辆车，他们就骑了脚踏车跟随着。”这番特殊待遇，让爱泼斯坦忍不住在《反共堡垒西安》一文中讽刺：“作为*事*治堡垒，西安当之无愧。在这里，一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私事。”

在西安稍微突破程序的“访问”，大概是前往“集中营”考察。福尔曼听说，这是一个关押那些从共产区出来的人的*治监狱，但按照国民*的说法，这是一个训练营，“用以收容从共产区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给与短期之训练”，然后青年们可以过上新的生活。于是，记者们主动提出参观，西安的官员支吾了两天终于答应下来。

5月20日，记者团来到了训练营。福尔曼看到，“营里都打扫过，整理过，好几处新粉刷的地方还没有干。”他采访了一些营员，这些营员纷纷大倒苦水，“控诉”共产*的“罪行”。然而，富有采访经验的福尔曼只问了几个问题，就让这些营员露出了马脚。

一个20岁的营员自称，她曾被共产*蛊惑，去了延安的师范学院，后来逃了出来，自愿来到训练营。福尔曼问，要不要替她带信给过去的老师或故友，她回答，“他们在那儿的都是坏东西”，并且，她把他们的名字都忘了。

23岁的营员符秀英说，她是四川一家有钱人的女儿，红*砍掉了她父母的脑袋，拖她去了延安。但奇怪的是，她在艰苦的长征期间没有企图逃亡，而是抵达延安之后逃了出来。她自称年逃出延安后就直接来了训练营，实际上训练营是年冬天才设立的。

训练营的故事至此还没有结束。斯坦因多年养成的专业记者素养，让他没有轻信在训练营听到的阴暗故事，因此，抵达延安后，他四处询问，是否有人认识那些自称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青年，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就在斯坦因将信将疑时，两位青年突然找来了——斯坦因、爱泼斯坦和福尔曼都记起来了，他们曾在西安的训练营见过。原来，这两位青年从训练营逃了出来！

一开始，斯坦因当然也不是完全相信这两位青年，但是，当他们两人说出了记者们在西安训练营采访的若干细节，比如“我们穿什么衣服，哪里照相，我们向什么人问什么问题”等等，斯坦因相信“这两个青年无疑地不是冒充的。”从他们的口中，记者们得知，为了应付参观，训练营不仅借来了新的衣服、被褥，还将记者可能询问的问题和答案油印出来，让营员们反复背诵，以便“表演”给记者。至于福尔曼采访的那几个营员所谓的人生故事，当然也是编造的。

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

年5月31日，一艘大木船摇摇摆摆，渡过了汹涌的*河，参观团终于从山西省的阎锡山防区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一面跳跃一面齐声欢呼，前来迎接参观团的只有两位脸色愉快的农民，爱泼斯坦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休息一晚后，参观团见到了王震将*。由于国民*故意临时改变了渡河地点，王震不得不在一天内赶了里路，因此，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一双草鞋，大脚趾上还缠着绷带，血迹斑斑。爱泼斯坦感叹：“他是一位将*，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官们显得多么不同。”

满身尘土的王震从容地带着大家上路，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一路上，牛羊满山，农田里种满了小麦、小米、棉花和玉米。令人惊异的是，田地里农民使用的锄头和犁铧有的竟是钢制的，一问才知，它们的原材料来自远在华北拆毁的敌人铁轨。这里的老百姓也不一样，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满面愁容，这里的老百姓不仅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主动帮战士们照料马匹，还上前打听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

走到南泥湾时，福尔曼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动，走近才发现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他们搭起来的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操方式。这些*械几乎全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俘获的。”

骑在骡子上的福尔曼（左）正在通过一个民兵设立的哨所，八路*护送人员在给民兵出示路条。

这一切让爱泼斯坦“既吃惊又激动”。不过，一行人很快发现，当他们于6月9日正式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后，迎接他们的是更加“强烈而令人惊奇的生活”。

参观团被安置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延安交际处，这是30多孔新开的窑洞。据时任延安交际处副处长的金城回忆，对于接待参观团的工作，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了八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在生活方面要热情周到，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

根据指示，记者到来以前，交际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还特别自制了“土沙发”。所谓“土沙发”，有的是开凿窑洞时，在墙壁上按照沙发的样式挖凿出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上蓝白两色的土印花布。精心布置的窑洞，让福尔曼赞叹“比我们在重庆的记者招待所还好”。充足供给的一日三餐，更是让记者们感到了边区的“丰衣足食”。《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这样描述：“每晨起来，头一件事是享受那一顿丰盛的早餐。鸡蛋牛油面包都是用大盘盛在桌上，任你吃多少，此外还有馒头，红枣小米稀饭。中餐晚餐，是四菜一汤，平常吃馒头，大米饭少见。要吃酒也有预备，只要你吩咐好了。”

刚刚安顿下来的斯坦因发现，共产*似乎不急于宣传，他们的态度好像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吧。不过，没过多久，斯坦因就前所未有地忙了起来。因为他意识到，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于是，从边区*府到新闻单位，医院到兵工厂，从大学到模范农场，从自治组织的会议到日本工农学校，一个被严密封锁以致在外界看来长期扭曲的新世界，逐渐展现在了斯坦因等人的眼前。

记者们并不知道，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周恩来就向交际处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开放自信的姿态，才让斯坦因大为感慨：“我和共产*的领袖、非共产*的领袖、负责任的官员一谈几个钟头，我恐怕没有多么注意他们的时间宝贵。我反复地拷问他们，不顾礼貌地询问他们*治生活里的细节，根据国民*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问题。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见任何能让别人如此访问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采访毛泽东

“当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人物之一时，我不认为是错误的。”

——爱泼斯坦《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6月12日早上，来自毛泽东的浅红色请柬送到了中外记者手中。出发赴宴之前，赵超构突然发觉自己赤足穿着新买的凉鞋，未免不庄重，他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他们的人坚决保证，毫无关系，“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果然，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一看，许多延安干部都穿着草鞋，毛泽东穿的一套毛呢制服也是陈旧的。

毛泽东、朱德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王家坪的合影。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跟大家一一握手，致辞说：“欢迎诸位在这般炎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国主义分子及世界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标，你们到这里来了。”简短的发言后，他开始详尽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

参观团进入边区时，恰逢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关于这个新局面，毛泽东表示：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他说：只有民主，抗战才能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谈话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晚餐后，毛泽东邀请记者们一起观看《古城会》等戏剧。散场时已是夜里11点，毛泽东微笑送客。第一次会见，让赵超构感觉“完全出乎意料的轻松”。

后来，斯坦因最先突破国民*统一行动的“纪律”，单独采访了毛泽东。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就发生在毛泽东简单的窑洞接待室里，窑洞里家具稀少，向外看出去是一个古老的果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摇椅里，香烟一根接一根，有时他会站起来，一边在窑洞中来回踱步，一边缓慢、系统地回答问题。傍晚，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就坐在院子的苹果树下共进晚餐，然后，回到窑洞内继续谈话。谈话时，毛泽东注意到斯坦因面前的小桌子摇摇晃晃，便转身走到外面，拿来一块平底石头，垫在一条桌子腿下。

毛泽东没有回避斯坦因的任何一个问题，斯坦因也有很多问题要问，但他注意到天色已晚，几次提议告辞。没想到，毛泽东却坚持作更多的晤谈，就这样，两人从下午三点一直谈到了深夜三点，最后，斯坦因已经神志困顿，毛泽东“仍然像下午一样的新鲜、生气勃勃，谈话井井有条。”

爱泼斯坦最意外的是毛泽东的亲切随和，他发现，“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和记者们吃饭时，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一共不超过两三桌，交谈很方便，饭菜也简单。

毛泽东给爱泼斯坦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极擅长于委托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这与蒋介石的举止形成了强烈反差，爱泼斯坦认为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

参观团在延安马不停蹄地参访了一个多月，记者们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仅是毛泽东，每个领导人“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平等、各不相同的性格魅力，都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外表看像个书生，他说话有力、清晰，从不敷衍了事或使人感到乏味。朱德看上去“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坐着，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聂荣臻细高身材，“他的带有敏锐的智慧的长脸，像他的整个的人一样表现着非常的意志力、纪律和进取精神。然而他是十分人性的，他非常谦逊，他有优良的幽默感。”贺龙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那么直率，像个庄稼人，他的手上长满了茧子。

中共领导人的风采，与传闻中的共产*人截然不同，以至于爱泼斯坦特意写了一篇通讯《中国共产*是些什么样的人》。在通讯中，他介绍了生平迥异的一大批共产*员，其中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邓发、聂荣臻等领导人，也有一些连名字都没有记录的旅长或*府委员。最终，爱泼斯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

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农民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们已从古老的封建主义中唤醒了。他们智慧地参加着自治，并且在事实上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在起来争取民主了。”——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

在封锁线的后方，边区究竟有没有民主？这是福尔曼延安之行最